药价漩涡 涨与不涨的博弈
时间:2015-07-03 点击:5759
药价漩涡 涨与不涨的博弈
来源:医药观察家报 发布时间:2015-07-03 09:57:12 浏览次数: 2166
关键词: 2015年06月25日 第447期 药价 血制品
自6月1日,药价放开以来,药价便已呈现“两极”发展:以地高辛为代表的部分低基药的价格应声而涨;而原本一直被业界看好的血制品在价格调整上却按兵不动。对于如此截然不同做法,业内更是推断不止:“地高辛涨价过于急躁,危害药价体系”;“血制品选择观望,是为了避免转入舆论漩涡罢了”。显然,未来关于药价“涨与不涨”的讨论仍将继续。
◆田宇轩/文
特邀嘉宾
开开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招标工程师 吴高卓
苏州第壹制药有限公司全国销售经理 钱彬
本报特约观察家华中科技大学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陈昊
杭州国光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江西
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处方药事业二部总经理 齐正伟
思想碰撞
涨价风波并非放开所致
医药观察家:“6月1日起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的规定正式落地,不仅改变了我国持续十多年的药价形成机制,也令市场得到了有益竞争。对于这一政策的出台,您是如何解读的?
钱彬:这一政策,从酝酿到医药商业贿赂整顿再到正式实施以及李克强总理的亲自推动,不难发现其决心之大。虽然原先实施政府定价的药品只有2600多种,但却覆盖了绝大多数的用药需求,而这一需求由行政干预定价显然不够科学;相反,放开药价则是尊重市场规律的表现。
吴高卓:个人十分赞成“取消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的政策,这标志着政府对药价的管控进一步松绑,让市场化运作得以充分实现,一切以市场为轴心运转。
医药观察家:尽管药价放开得到了业界赞同,但近日,一则“地高辛价格暴涨10倍”的新闻却将药价再此推到风口浪尖。对于该现象的出现,您有何看法?
陈昊:药价和药品费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是医药费用)是民生关注的焦点,也是万千百姓的切身利益所在。在信息传递高度发达的今天,药价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受到极大的关注。地高辛作为一种治疗充血性心衰的传统经典老药,长期以来价格低廉,大多数生产企业不堪成本重负而选择了停产。而上海信谊药厂身为老国企,一直勉力维持生产保障市场供应,但在缺乏政策、资金支持下,企业不可能长期亏本生产。
事实上,去年出台的低价药政策为地高辛价格恢复性上调提供了契机,该企业也适时进行了新的包装规格的价格调整。按道理说,这是企业基于市场经济法则和低价药政策进行产品价格调整的正常举动,但非常遗憾,被部分媒体以夸张的言辞过度解读,将地高辛的价格向价值回归解读为不良价格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民众和政府管理者。其实,抛开价格,对部分重要的低价药而言,维持其生产、供应的可持续才是最为关键的。
钱彬:可以说这是意料之内的事件。既然药价交由市场决定,那涨价自然是一种市场行为。造成暴涨10倍的说法,要通过表面现象看到事件“推手”,是什么促成此事件的发生的。本身地高辛虽然是常用药物,却因为毒副作用比较大,销量并不大,可替代药物众多,所以它的日服量以及费用并不高,可又恰恰是市场所需的。若只要分析生产厂家就会发现,11家拥有该批文的厂家实际上仅有两家在生产,其中之一便是曝光的上海信谊,而背后的“幕后黑手”,或许就是中间商的垄断。假如一味将所有的责任推给生产企业,其实很冤枉。
李江西:地高辛价格暴涨纯属巧合。其价格暴涨主要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从生产源头来看,该产品的原料成本近年来不断上涨,使得生产企业无力承担“高价买入,低价卖出”的运营方式。在此情形下,涨价无疑是合适的。但与此同时,地高辛事件仅为个例,业界不应过于纠结于关注。
吴高卓:地高辛价格暴涨现象暴露出目前产、供、销的环节间的突出矛盾。生产企业对低价药生产没有积极性,何因?无非是成本倒挂,药品无利润甚至亏本;商业公司也对盈利小的产品没有销售热情;医院亦然,愿用一些利润高的同类药来替代低价药。地高辛现象只能算冰上一角。所以国家应积极推进医改,废除“以药养医”的痼疾,给广大患者以实惠。
医药观察家:其实,早在药价放开之前,相关官员就曾多次表态,“药价暴涨不会存在。”但实际上,除被曝光的地高辛外,国内相关低价药也正在准备提价。据您了解,促动相关低价药提价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齐正伟:2014年5月份,国家发改委公布低价药目录,其背景是曾经价廉物美的常用药大规模消失了。究其因,皆是由于企业无利润不愿意生产,造成百姓看病药费逐渐增长,医保费用急需控制,政府需要廉价有效的常用药。同样,此次促动相关低价药提价也是因为成本问题。
吴高卓:促动低价药提价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一是成本因素。近年来低价药的原辅材料涨价至成品盈利空间愈来愈小,企业无法生产的现象比比皆是,加之产量少无法形成化规模生产,使成本居高不下愈发突出;二是具有生产批文的企业大都把精力集中在利润高的产品生产销售上,淡化了低价药的生产;三是一些销售商囤积居奇,哄抬药价,误导百姓以为低价药将涨价。
钱彬:早在确定6月1日政府放开药价的政策以来,已经预计到某些低价药会提价,原因均是成本倒挂。而造成这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在低价药的招标采购以及愈演愈烈的二次议价下,企业为了市场,用作公益的心态亏本赚吆呼;其二,由于上游原料的人为操作的垄断或者新环保法造成原料厂家的环保成本大幅度提升,将成本转嫁到制剂厂家,倒逼企业提价。
李江西:涨价的因素主要有三点:第一,成本倒挂。由于原料、人力等价格不断上涨,企业必定会考虑在适当的时机作出价格调整;第二,产品竞争力、附加值高。不排除个别网络健全、研发能力强的企业,依靠首仿等优势提升价格;第三,政策寻租。部分低基药在国家日均成本“化药3元、中成药5元”的规定下,依法合规地进行涨价。
陈昊:制约药价形成的关键机制——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药品生产流通领域的市场化较为充分,绝大多数药品身处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使得任何药品提价都必须谨慎考虑。现在有部分长期供应不足、生产企业有限而临床确实必需的低价药品提出了价格上调的诉求,这种提价应该说是合理且必要的。当然,不排除市场上有部分企业从囤积原料入手,采取不正当竞争方式,形成制剂供应联盟,联手操纵低价药价格非正常上提。对这种违法行为,必须严加监管和严肃处理。
医药观察家:对于相关低价药的提价,业内也是议论不断,“低价药提价无疑打了国务院一记耳关,其证明了放开药价只会让价格体系乱套。”针对此观点,您有何评价?为什么?
李江西:我个人并不认同。从药品零售价管理来看,整个医药的招投标或药价体制的改革,不会因“放开部分药品定价权”而乱套。因为当前药品的出厂价仍然需要考虑招投标和零差率等门槛,在如此“狭窄”的政策背景下,“放开会让价格体系乱套”则就显得杞人忧天。
陈昊:这种论点错误地理解了药价管理转型的内涵,也错误理解了在药品这一特殊领域政府管理与市场竞争的边界所在,既缺乏基本的药价管理知识,也缺乏对药价管理体系的信任。国内外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只要不对药价领域施以过度扭曲的管理政策,在有限度的政府干预下,市场是能够保证药品有序、有效供应的。更何况,我国的药价管理转型并不是政府放任不管,而是将价格管理方式从具体的药价干预转型为对药价行为的有效监督和管理上来,随时有能力制止、纠正市场上的不理性行为。
齐正伟:低价药提价,不会大面积改变价格体系。名义上是放开价格政策,实际上一切尽在政府掌控中:高价要降下了,已经消失的廉价药通过政策引导要回归市场,真正做到降低医疗费用结构的目的是全民医保,应保尽保,药费占比降低,打破“以药养医”的传统。
吴高卓: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上述“乱套说”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的。低价药提价是一段时间以来供应短缺和原辅材料的涨价的产物,也是一种药改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其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就会平稳下来。因此,“乱套说”是目光短浅的表现。
钱彬:在我看来,提价是必然也是必需的,早点释放出来才会符合市场经济特点。由于原料药的价格从未有过所谓的政府定价,有些中间商或者代理商会看中这一点逐渐垄断盘子比较小的原料药,而这些往往就是低价药的原料。而提价的幅度,除了市场的检验,市场的竞争,当然,也少不了发改委价价监局的适当的干预,从而避免绝对的垄断造成某些药品的消失。
观望潮起皆因时间敏感
医药观察家:然而,此前业界一直预判血制品会因政受益,但从提价时间窗口来看,时至今日也未有一家血制品企业采取动作,而更多是在观望状态。依您看,为何此类产品首轮提价的预期会落空?
钱彬:确实,此前行业内的人士比较看好血制品的提价,其主要是因为此前种种市场需求量与供应量的不匹配造成的。据我了解,在近段时间进行的行政干预下,目前各大医院的药房已基本能供应需求,所以此类产品自然不能贸然提价。同时,就在政策出台的第二天,湖北物价局就针对性的发出通知,重点监测15个品种,其中有关血制品就达8个,这也是企业只能继续观望态度的原因之一。不过从长远来看,由于血制品的原料短缺,在未来,提价势在必行。
陈昊:在实施药价管理新政前,发改委药价管理部门在全国各地均进行了政策实施前的宣传、指导,目的在于促使药价管理转型平稳过渡,不引起药价的大幅波动。从实践上看,各地企业也能理性地对待新政实施,并未急于上调药价,特别是临床必需的血制品,生产企业普遍采取观望和理性沟通。血制品这类特殊药品的价格调整,牵涉到医保、医疗和药品供应体系多部门多项政策的同步调整,应该进行审慎、充分的调研和论证后进行。
吴高卓:血制品企业至今未有提价,彼此相互观望的情况,可能缘于常规产品的成本和盈利空间。其实,大家早已心知肚明,涨价过高将会无人买账,且尚有被罚的风险存在。
李江西:其主要有几方面因素:首先,害怕被处罚。国家向来喜欢“枪打出头鸟”,所以不排除血制品生产企业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其次,理性对待。血液制品生产企业采取观望,无非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和相关的配套政策和规划的出台。
医药观察家:对于血制品未能提价的现象,相关专家表示,“提价预期落空皆因低价药提价过分,导致血制品提价敏感且艰难。”您是否赞同此言论,为什么?
吴高卓: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低价药过分提价势必导致相关的血制品和企业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一些原本可以适当提价的厂家暂时也不敢去实现调价了,因为恰逢舆论风口浪尖,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有很激烈的反映接踵而至,还是稳为上策。同时,低价药过分提价,国家监管部门终会有一个处理的措施解决。
钱彬:由于之前大家都预期血制品的提价,所以是焦点所在,反而会变得敏感。湖北物价局的重点监测的做法,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大家的担忧。而地高辛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敏感度,所以暂时企业会担心到舆论导向性。
陈昊:该言论并不科学。现在提出价格上调的低价药大多是生产企业较少的中成药和小部分临床供应不足、价格严重扭曲的化学药以及生物制品。前者因近年生产成本大增或变动频繁,价格上调有部分合理的因素,当然也有部分企业有投机心态;后者,有关部门对其价格合理上调是持理解和认可态度的。血制品的价格上调,一方面确实比较敏感,因为这类药品大多属于临床必需的急救和支持用药,另一方面,血制品价格上调需要医保报销政策的同步调整。
齐正伟:本人不太赞成上述观点。目前观望者均是聪明做法。政府放开药价的目的不是让企业去盲目涨价,特别是关乎救命的血制品,而是让企业生产趋于合理。
医药观察家:而在药价放开的大前提下,却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这反映出企业什么样的心态?
李江西:这种截然不同的做法其实只是一种现象。因为地高辛涨价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低价药均会涨价,而血制品尽管目前处于观望,但也不意味着其今后不会涨价,因此企业需辨证对待。同时,企业还需明白,即便药价得到了放开,但并不表示发改委将彻底放权,所以按市场规律行事,是当前最佳选择。
陈昊:我国药品生产企业众多,既有具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型企业,也有管理水平低下、短期行为多的中小企业,在药价管理转型新政下,心态各异。不一样的产业态度会导致大不同的产业行为,这是正常的。但可以确信的是,不能够正确理解政策意图、长期持投机心态的企业终将会被日趋规范的市场竞争所淘汰。
钱彬:压抑着价格的主要对象是目前的招标制度,其实政府定价目前已经形同虚设,从今年湖南、浙江、安徽、天津等地的招标形式来看,中标价仍在下降。所以,只有实施挂网政策的低价药,才有提价的可能性。
吴高卓:药价放开后,部分企业错误地认为国家不再干预,顷刻提价,企图大捞一把,殊不知凡事都有“度”,若跨越了限度,就会走向预期的反面。因此,就出现了当前两种不同的态度。
医药观察家: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企业在当下不敢提价的原因,业界猜测为“药价放开配套细则未出。”之所以相关细则未能出台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陈昊:药价管理转型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虽然以政府定价为主要特征的药价管理方式被放弃,但以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为主导的药价形成机制仍然发挥着重大的、甚至全局性的作用,而后者以深刻的行政主导为特征。即便药价放开配套细则出台,短期内也改变不了现状事实。药价管理转型期待建立以“医保支付标准”为核心的药价综合调节和形成机制,依赖于医保、医疗、医药“三医联动”为核心的综合机制的建立,而这并非一蹴而就所能达到的。
齐正伟:这也符合行业政策惯例,前期预热,先宣传然后出台政策,根据市场反应,再细化配套措施。当然,企业也变得更理性了,先看政策再探路子,最后听解读,不再盲目上项目、调战略。
钱彬:兴许,这也是政府的试水行为,故意而为之。细则的出台,虽然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也会让有提价想法的企业,畏首畏尾,起到了消极的作用,造成“过早”的干预了市场。
医药观察家:而在细则未出台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又该如何防止药价恶意暴涨,保障民众用药安全?
吴高卓:其实,药价放开的时机早已成熟,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在我国也已实施了16年,药品的成本低价已经十分清澈透明,国家的配套措施也日臻完善。为防止恶意暴涨应该建立药企黑名单制度,对敢于以身试法者予以曝光并加大处罚,让其不想涨、不敢涨、不能涨。
齐正伟:从目前看,基本不会出现药价暴涨的局面。因为各地招标报价在做局部和全国的价格联动且医院二次议价已被认可和允许。同时,药占比继续降低、公立医院改革零差价售药持续推进以及鼓励低价药回归、独家原研产品被强制降价等均让生产企业没有涨价的切入点。
医药观察家:同时,在细则不明的情况下,相关企业又该如何进行科学调整,防止“亏本生产”等病态的出现?
齐正伟:中小企业要求生存,应在低价药清单中寻找机会;独家产品企业要思考降低成本,应对降价的风险;品牌企业要利用品牌效应,实行多元化事业部制,增强抗风险的能力,深挖内部潜力,向科学管理要效益,向提升技能要效率。
李江西:虽然每个企业所面临的情况不同,但其均需注意“放开不等于放纵”,所以在当前大环境下,企业在认真对待国家的每一道政令的同时,还应加强自己产品的竞争力,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强化营销等方面的管理,切实降低生产成本。
陈昊:相关企业应与所在省市相关部门充分沟通,在提交翔实可信的证据基础上,根据市场需求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合理进行价格调整,一方面不能违背药价管理的基本准则和主张,另一方面用足政策,同时还应充分认识到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影响。
真知灼见
药价管理核心在于“医保支付标准”
药价管理新政出台预示我国药价管理体制将由“以政府定价为基础的最高限价管制”直接干预方式转向“以医保支付标准为核心”的药价间接干预转型,药价形成将主要依赖于政府适度干预下的市场机制。
多年来,我国一直存在并行的两套药价政府管理系统,一套是物价部门规定药品零售最高限价,另一套是卫生行政部门主导的省级药品招标采购并以此为基础管制公立医院药品销售价格,由此也就存在两种药价形成机制。
虽然这两种药价形成机制对于抑制药价快速上涨势头、控制药品费用不合理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可替代的药价管理模式。但随着新医改的推进,药价二元管理格局逐渐暴露出许多缺陷。
一方面,不仅给市场提供混乱的价格信号,也给企业提供混乱的政策信号,不利于企业作出合理的市场预期和投资决策,阻碍了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在药价形成过程中,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的利益与政府目标不一致,两套并行的以行政为主导的药价管制体系所带来相关社会成本十分高昂,并最终转化为药品成本和医疗服务成本,体现为“药价虚高”情况依然持续严重,令群众极为不满,社会管理者、医疗机构、药品企业亦充满委屈和困惑。所以,这种药价管理的困局必须尽早改变。
当前,我国已基本建立覆盖国民的全民医保制度,国家为全民提供社会保障所覆盖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影响我国药价形成的基础性条件正在发生质的变化,改变零售最高限价为核心的药价管理体系时机基本成熟。既然我国已选择了“公共医疗保险”为主体的社会医疗保障模式,医保成为社会药品消费的主要支付方,医保对药品费用支付及其方式将深刻影响药品的供需关系;同时,我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医保的筹资水平和公共保障程度逐步提高,公民强制缴费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数量随之增大,药价的高低对公共利益的影响日趋明显。
因此,随着全民医保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药价管理体制也应改由“市场最高限价管制”转变为“医保支付标准”为核心的药价综合管理方式。(陈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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